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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时间:2020-01-12

      虽然涉案金额算不上惊人,但苏立冕的绰号却让人过而难忘——拉菲苏是当地干部群众送给苏利冕的绰号。因他穿衣讲名牌、吃喝讲排场,尤其对拉菲红酒情有独钟,不仅家中藏酒数百瓶,更自称“一口就能尝出年份”。

      这位曾吃过草根树皮的“苦出身”官员,如何被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击倒?一瓶酒看似事小,却折射出作风之变。

      43年前,刚分配到浙江省慈溪县逍林供销分社百货部的苏利冕很“拼”,工作没有休息日,吃住都在单位。一年半后,21岁的他就成为岗位技术能手并出任百货部一部门领导。

    年份茅台、高档红酒贪官们为啥大多好这口?

      1977年正月,一艘载着单位货物的货船在码头沉没了,他不顾刺骨严寒,第一个跳下水去打捞货物。“水里结着冰碴子,那时候真是一心只想着工作。”由此起步,他在仕途不断进步,历任余姚市长、宁波副市长等职。

      今年6月27日,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:苏利冕犯受贿罪,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。

      当天正是苏利冕62岁生日,当地惯例,在人大和政协工作的正厅(局)级干部,一般都在这个年龄退休,然而这对苏利冕来说已成了奢望。

      “自己就是从收取小额礼金礼卡开始,逐渐到贵重物品,甚至巨额财物,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。”苏利冕回忆,自己在慈溪、余姚工作时,还比较谨慎,多次拒绝一些巨额礼品礼金。但当对仕途不再抱有期望时,他彻底放纵了自我,“我没吃拿卡要,他们主动给,我也愿意拿,两厢情愿”。

      2007年5月,51岁的苏利冕走上了宁波市副市长的岗位,“算算时间,政治前途很清楚了,更应该抓住时间潇洒人生,该享乐就享乐,该吃喝就吃喝,吃点拿点是小毛病,不必较真。”

      苏利冕收受大额钱款的行为多数发生在这一时间点后,以卖房为幌子收受一老板168万余元、收受手表及家具等价值152万余元的财物,以及价值90余万元的白玉壶、160余万元的清乾隆茶叶末釉六方贯耳瓶等古董。

      5年之后,苏利冕出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仕途到了“最后一站”,苏立冕行事更加肆无忌惮,严重损毁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。在当地,“拉菲苏”是出了名的重享乐、胆子大、爱张扬。

      他不仅喜欢吃喝,且以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自我标榜,常在酒局饭桌上对红酒、菜色品头论足,“让请客的老板们下不来台”;他注重个人享受,追求名牌,家中衣柜挂满了名牌服饰;几十万元的名表他敢收也敢戴,而且“敢变换着款式戴”,引得干部群众议论纷纷;他还有多位“女友”,公然“成双入对”出席各种场合,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。

      2012年,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,苏利冕也喊过“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”的口号。然而,老板、部下送来的礼金礼卡,他还是照常收下;规定工作时不能喝酒,他还是会在小范围里经常喝;身兼市总工会主席,他还违反规定,指示下属在接待时违规准备酒水招待客人,改头换面以农副产品、当地名优特产的名义公款送礼……

      从案例中不难看出,享乐主义在苏利冕的心中早就如野草般疯长,他已经找不回38年前入党宣誓时的那份初心,他也终将付出代价。

      2017年4月18日,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刊发评论文章《不守规矩 何谈高雅》,该文历数贪官8种装高雅的套路——入会所、打高尔夫、跳华尔兹、养宠物、品拉菲、抽雪茄、玩玉石、喝年份茅台。

      “社会上流行什么,自己就跟什么、玩什么。喝酒要喝茅台的,还要喝得出年份;红酒要喝法国三大酒庄的,还要品得出牌子。有人说我是‘老克勒’(上海话,即有点年纪、生活有情调的人),我还引以为荣。”

      重庆市武隆区政协原主席张晓江喝酒只喝茅台,抽烟只抽中华,衣服非名牌不穿,相机非高档不玩,连家里洗锅洗碗都全部用矿泉水,还违规占用4辆公车。他长期在滨江新城管委会职工食堂宴请亲朋好友,专门聘请厨师制作他喜欢吃的一种面点,一年公款消费红酒30余万元。

      贪官爱喝茅台,更爱别人送他们茅台。今天中纪委网站刚刚披露的案例中,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德友除了收受巨额财物,收受的年份茅台酒就多达几十箱,价值上百万元。

      剖析这些贪官的心理,或许能够弄清楚他们为何对高档红酒和茅台如此“痴迷”。

      其一是补偿心理。张晓江出身贫寒,早年生活经历坎坷,一粒米饭掉桌子上也要捡起来吃掉,后来当上乡村代课教师,在组织的关心培养下,成为一名国家干部。

      张晓江落马后说:“眼看身边的非公务员朋友通过经商,日子过得比我红火得多,但是他们的知识以及能力都在我之下,我心理不平衡,内心开始产生对金钱的迷恋。”背叛宗旨、丧失信念,他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,最终被依法处理。

      其二是从众心理。“中国历来就是个人情社会,酒该喝还得喝。”这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对公款大吃大喝的说辞。

     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说得更具体:“我把社会不正之风误认为是普遍潜规则,吃一点、喝一点、摆弄些字画、玩点石头等,在我这个职级层面上也没少见,思想麻痹、放松了警觉。”他们的“从众心理”,背后则是享乐主义、官僚主义上身。

      其三是侥幸心理。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说,“公款吃喝是为了工作更融洽”。有的人认为“退赃了就没事”,或自诩劳苦功高,能瞒天过海,逃过党纪国法惩处,甚至营造一套逻辑来麻痹自己。

      其四是天花板心理。与过去常提的“59岁现象”类似,许多退休后被查的官员都有此心态,即自认“升迁无望,转入钱程”,自称“大把年纪歇歇脚,转向享福乐逍遥”。

      王三运到甘肃后“开始为退休后打算”也是活生生的例子——从此,他和老板打得更加火热,将中央多项重要指示消极应付。

      其五是攀比心理。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出镜《永远在路上》讲的“心里话”,反映的就是典型的攀比心理:和同事比,见不得别人职位高;和商人比,想像他们一样有钱任性:“他们住豪华的房子,坐豪华的车,个人还买私人飞机。(我)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,这思想就变了。”

      值得注意的是,有的落马高官,甚至是几种错误心态叠加。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,其搞腐败就有攀比、侥幸、补偿等心理在作祟。

      从这些惨痛的案例中可以看出,“思想上松一寸,行动上就会散一尺”。从清廉走向贪腐,往往就在受到刺激、心理失衡的一念之间。

      在各种名利声色、“糖衣炮弹”的诱惑不断出现的情况下,作为员要保持政治定力,正三观、强党性,树立宗旨意识和信仰,筑牢思想防线的极端重要性。

      另一方面,通过暴露这些“心病”和具体症状,加以正确引导、也有助于我们加强教育和防范,从制度方面堵塞漏洞。及时掌握党员干部思想动摇、心态失衡等情况,加强日常提醒防范,以及顺藤摸瓜发现其违纪线索,都是在防微杜渐、加强监督,构筑完善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体系。